为一个中国人,我常常发现，一些人从来不把自己所从事职业当一回事，做好做坏，都抱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，而且经常因此而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故与灾难。但是，偏偏就是这样的人，却能够走南闯北，能够吃香喝辣，能够连连被提升,占据着显赫的权势位置,指挥着敬业的人工作,安排着人们的命运。渐渐地，活在中国的越来越多的人发现，要想“发展”自己就是必须把功夫用在自己的“职业”之外。也就是成为社会活动家，走上层路线，作秀搞宣传，搏出职业之位。我常常发现，一些人的所谓“成功”经历不是沿着自己的“职业成功”的途径，而是沿着另一条潜规则的途径，也就是在依傍着一条仕途的终南捷径在走着自己升迁之路，无论干什么职业，都必须傍大官，靠政府，拉巨贾。扯大旗,作虎皮,为自己脸上贴金,寻找体制内的巨额资源,才能够“做大做强”。至于真才实学,至于精益求精,那些都是不重要的。中国人所做的一切，似乎都在于“升官发财”，没有职业什么事情，无论做什么，只要与这四个字无缘，就立即失去了职业热情。因此，在中国太监奴才式的“公公知识分子”特别多，而有点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特别少；谋财害命的庸医特别多，能够救死扶伤的良医特别少；残害孩子的教书匠特别多，有自己思想个性的教育家特别少；有
远大政见的政治家特别少，目光短浅的贪官污吏特别多————这真是一种令人悲哀绝望的现象。而且这种现象几乎弥漫于整个中国社会，渗透于各个行业之中。其实，只要中国还是官本位社会，只要中国还是等级森严的封闭的人治传统社会，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。说到底，民主社会的职业尊严感与专制社会的职业尊严感是大不相同的。只有真正的民主社会才会有职业尊严感，官本位的人治社会，只有官威肆虐，而没有职业尊严。所有的职业前途，不在于职业本身，而在于通过职业，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，职业只是手段，升官发财才是目的。而这样的社会，能够通过职业达到这个目的的机会又极少，能够上去的极少是职业上的能手，成功的规则常常是潜规则。个人的命运常常决定在领导的目光里与情感里。说你行，你就行，不行也行；说你不行，你就不行。不服不行。因此，在中国要取得成功，不是靠职业能力上的精益求精，而是靠有中国特色的奴性。
我们中国人，无论哪个行业，都要形成这样的风气，就是一个失职的人是不配享有社会尊严与社会荣誉的。无论是哪种职业，只要你做得好，你认真敬业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精益求精，把自己职业内事情（当然是服务于社会的职业，而不是做伤天害理的事情的职业，或者专门干脏活的职业。）做得完美，不但应该
得到整个社会的尊敬，而且要形成引以为乐的社会风气。什么时候中国不再有什么“全国先进劳模”，不再有什么“五一劳动奖章”或者勋章之类的东西，那么中国真正的职业尊严就树立起来了。
如果一个人声称自己爱国，那么最好的衡量标准自然不是看他喊了多少爱国的口号，而是要看他所从事的
职业工作做得怎样。最好的爱国，就是做好自己职业内的事情。一个丢下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去大街上扫地学雷锋的民族是病态的。所有的社会福利慈善工作都必须以做好自己的职业工作为基础，为前提。最好的为人民服务，就是通过你的职业岗位去服务于社会与他人。每个人的尊严应该首先来自于他的职业岗位。无论他是什么职业，无论他是什么身份，无论他的地位有多高，如果他的职业没有做好，就是没有尊严的。即使是教授，部长甚至总理，也是没有尊严的。中国人要学会对一个技术高超十分敬业的盲人按摩师表示尊敬。要学会对一个有敬业精神的清洁工表示自己的尊敬，对一个山村工资不高的但是十分有爱心，十分敬业的乡村小学教师表示自己的尊敬。成都航空学校，如果中国人的尊严都像日本那样来自于职业的荣誉感，而不是来自其他的一些外在的身份符号，那么中国社会就实现了真正的转型。
